七七抗戰83週年談抗戰歌曲
抗戰歌曲是一個異常特殊的歌曲品類。沒有任何一種歌曲，可以在非商業運作之下，以最粗直的形態，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。範圍涵蓋整個中國，時間長達14年，從專業藝術家到市井小民，全體參與創作與流傳。
歌曲有些簡單到如隨口的小唱，許多甚至沒有伴奏。多半是戰火中即時完成，以為鼓舞人心或抒發情感之用。這些歌曲創作的動力，來自於救亡圖存，也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。如果把抗戰勝利之後，國共戰爭、兩岸分離所產生的反共、懷鄉、秣馬厲兵以俟反攻，被國際孤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衍生出來的「愛國歌曲」算進去，則抗戰歌曲的歌唱形式和愛國情懷，影響其實更深遠，不只14年。
總之，這是一場空前也應該是絕後的歌詠救亡運動。
從1931年9月18日日本不費一兵一卒拿下東北的初步軍事勝利，到1937年7月7日河北蘆溝橋的軍事挑釁，百年積弱的中國退無可退被迫宣布抗戰，抵抗新興工業國日本的全面入侵。「三月亡華」是日本對這個老大農業國不屑的狂語。
隨著戰火的延燒，在驚嚇與哀痛中的中國人開始以歌聲凝聚力量。
蕭友梅（1884–1940 ）
1900年起，自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學成歸國的音樂博士蕭友梅（1884–1940 ），便致力於辦學、推廣，為民國新音樂奠基。歷經20年，培養出新一代的音樂工作者，包含詞曲作家、演奏演唱家和音樂教師，成為抗戰歌曲誕生的助力和推手。
黃自（1904 –1938）
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正式宣告抗戰的六年之間，抗戰歌曲以傾訴東北的流離、日軍鐵蹄之下被奴役人民的慘痛為主。代表歌曲如張寒暉的《松花江上》（1931）、聶耳《鐵蹄下的歌女》（1935）。韋瀚章作詞、黃自譜曲的大合唱曲《抗敵歌》（1931）、《旗正飄飄》（1933），喚起了抵禦外侮的國魂。
七七事變之後的抗戰初期，抗戰歌曲創作更如雨後春筍，發出明確堅定的怒吼。潘孑農作詞、劉雪庵譜曲的《長城謠》（1937）；麥新作詞作曲，向29軍大刀致敬的《大刀進行曲》（1937）；以八一三松滬戰役死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長一營400官兵為主題，桂濤聲作詞、夏之秋譜曲的《中國不會亡》（1937）（後改為《歌八百壯士》），更是處於亡國滅種邊緣的中國，石破天驚的一聲。
方之中、陳田鶴為保衛大上海而寫的《巷戰歌》（1937），則是表現孤軍肉搏，最悲壯的低音。
1938年上海淞滬戰役後，國民政府西遷重慶，抗戰進入中期階段。以東為日軍佔領的淪陷區，西北為共產黨治理區，在日軍佔領區中，則有上海這樣由歐美俄列強部分管理的租界區，四分五裂的中華民國，在不同的政治處境之下，不同的抗戰歌曲在民間發展茁壯。
大後方的重慶，國民政府教育部之下的音樂教育委員會，在戰火中推動音樂教育、抗日音樂活動和國際宣傳。
1941年春，在重慶日軍轟炸過的的廢墟中，舉辦了史無前例的「千人大合唱」。包括20幾個大專院校、軍人、工人及民間合唱團組成的歌唱團體，演唱著李抱忱編詞作曲的《鋤頭歌》：
「手把鋤頭鋤野草，鋤去野草好長苗。...五千年古國要出頭，鋤頭底下有自由。」
除李抱忱外，另有三位音樂家擔任指揮：鄭志聲、吳伯超、及金律聲。最高領袖蔣中正全程陪伴聆聽。
八年抗戰是中國人重生之戰。一盤散沙、私愚庸懦的民族，在瀕死之際勇敢地站了起來，拋去軟弱，拾起尊嚴，成為一個不畏死的民族。用盡所有的力量，拖住敵軍，廝殺纏鬥，不屈不降，終於贏得戰爭，獲得公道。
抗戰歌曲如實紀錄了這一段歷史。歌曲數量驚人，質量也可觀，因國難的催迫，在很短的時間把中國現代化歌曲的創作，提升到成熟的高度。
除了「上前線」、「保鄉土」等熱血救國等男性角色的題材之外，抗戰歌曲也不乏女性視角的「製寒衣」、「送郎出征」、「送子當兵」、「賣花捐飯」等。而「思鄉」更是抗戰歌曲中獨特而且書寫深刻的類別。張帆、陸華柏的《故鄉》（1937）、端木蕻良、賀綠汀的《嘉陵江上》（1939），都是嚴謹細緻的舒伯特式藝術歌曲。
胡然作詞、陸華柏作曲的《勇士骨》（1938）；田漢作詞、范繼森作曲的《安眠吧，勇士！》（1937）則是動人的傷悼之作。
在國民黨統治區，有林聲翕的《白雲故鄉》（1938）、黃友棣的《杜鵑花》（1941）以及簡樸作詞，劉雪庵作曲的《空軍軍歌》（1946）傅清石作詞，劉雪庵作曲的《西子姑娘》（1946）等南方儒雅氣質的抗戰歌曲，流行在學校、知識分子階層及部隊。
《空軍軍歌》與《西子姑娘》是抗戰勝利後，中華民國空軍徵集的兩首空軍之歌，分別展現了「柳線搖風曉氣輕，頻頻催動機聲....」這樣柔弱中的堅毅；「凌雲馭風去，報國把志伸....」這樣誓死如歸的豪情，完全擺脫千瘡百孔的病弱之國的聲腔。發揚了中華民國空軍脫胎換骨的樂觀與傲氣！
在共區則有光未然作詞，冼星海作曲的《黃河大合唱》（1939）、田漢作詞，賀綠汀作曲的無伴奏合唱《墾春泥》（1940）、田漢作詞，聶耳作曲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（1935）這樣激情澎湃、表現基層農民抗日，鼓勵生產，飽含泥土氣息的抗日歌曲。
《義勇軍進行曲》後來成為中共的「國歌」，而一代才子田漢，卻在文革中被嚴酷批鬥，而使得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一度只能「有曲無詞」地在正式場合中出現。
太平洋戰爭之前，1937-1941年間，在日軍淪陷區包圍的上海租界， 容許些許的自由，稱為上海「孤島時期」，藝術家則以愛情等小市民的日常，包裝愛國的心情。
1943年電影《鸞鳳和鳴》插曲，由李雋青作詞，陳歌辛譜曲的《不變的心》，隱晦地表達了對祖國的嚮往。
1946年電影《長相思》插曲，由范煙橋作詞，陳歌辛譜曲的《花樣的年華》則描述上海孤島時期，人民對掙脫敵人控制，擁抱自己國家的渴望。
對於抗戰歌曲，因為國家情懷而情有獨鍾。也因此，有了生命中一次奇特的機緣。
民國90年，一次前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舉辦的抗戰紀念音樂會中，結識當時新黨召集人謝啟大委員。她聽完我演唱的《松花江上》，特別到後台向我致意。說是感覺這樣的歌曲使她感動，希望我協助她在即將到來的918七十週年，籌備一檔抗戰歌曲音樂會來鼓舞國人的愛國情操。
當時我倆僅是初次見面。我還在研究所主修聲樂，和許多合唱團熟識，又在北市國合唱團擔任聲樂指導，有人脈之便，就接下任務。在我的主修老師聲樂家成明和大愛之聲合唱團指揮，也是我的指導老師朱元雷的協助之下，我們一起邀約多位聲樂家與合唱團，完成這檔音樂會的製作，台北、高雄各演出一場，場面很大，稱得上十分轟動。會後聽眾圍繞，久久不散。
我規畫從東北浩劫唱到抗戰勝利，共八個單元。除了《松花江上》一類名曲，也挖掘出幾首國人比較不熟悉的抗戰歌曲，如冼星海鮮為人知的抒情作品《莫提起》、說唱風格的《新蓮花落》，由作曲家陳中申協助編曲，以國樂小絲竹伴奏。
演出前，我們還進錄音室，錄了一張唱片。朗誦部分由廣播名人馬國光先生和我擔任。
最珍貴的插曲，應是王建煊先生特地進錄音室錄了一首《長城謠》放在唱片裡，與專業的聲樂家女高音范宇文女士分庭抗禮。
而我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排練和宣傳中，認識耿直率真的謝啟大委員和新黨的朋友，如何在萬事拮据的情況下，艱苦執行任務。辦公室裡桌子挨著桌子，十分擁擠，但都是熱愛中華民國的心情，嘻嘻哈哈，工作起來特別順心。
其時，國內風向已經產生巨變，國家意識淡薄，去中國化的工程暗中進行，並獲得成果。之後，這樣的音樂會，逐漸寥落。這場《紀念918事變七十週年音樂會》仿佛是一場燦爛的煙火，為中華民國的寂寞，升起的一抹瑰麗殘霞。
之後，我進入警廣，做我的《音樂湖畔》，在AM頻道播出，介紹中西古典音樂。每逢七七，仍然會做一集抗戰歌曲的節目，以示紀念。直到警廣音因為經費和政策問題收掉整個藝文頻道。
2020年，國運更是淒迷。又逢七七，再談抗戰歌曲，是盼重見國魂。對一個中華民國國民，這段歷史，是永遠的榮光。就一個音樂研習者而言，這樣的歌唱，是一個貧弱的民族終於覺醒，以破釜沉舟的決心捍衛家國的靈魂之歌。
在流傳的成千上萬首抗戰歌曲中，體現的內容多半是人民爭相流血犧牲。男人上戰場，女人作後勤。事實上，更真切地說是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。生命如螻蟻，只能向前。
多少忠勇的故事被傳誦，多少無名的犧牲前仆後繼。隨著抗戰時的照片陸續釋出，衣衫破敝的逃難隊伍，被凌辱宰殺的男男女女，失怙失母的幼兒，還有一批批的戰士身影，戰鬥、行軍，從一個戰場走向另一個戰場。許多臉，那樣年輕。有一段美國記者與年輕戰士的訪問被記錄下來：「中國會勝利嗎？」「中國一定會勝利的！」「勝利後你想做些什麼？」「那時我已戰死沙場！」
抗戰歌曲來自哪裡？當然是來自這全中國人民由上到下，團結一致，火熱救亡的心！一場亡國滅種的侵略戰爭，讓中國人民從愚弱中覺醒，並贏得了勝利！
吳萍康 中華民國109年7月7日
